童明（1968年-），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，现任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。1986-1993年就读于东南大学建筑学专业，获本科与硕士学位，1999年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专业毕业，获博士学位，随后留校任教。2004年，童明于上海成立TM STUDIO（梓耘斋）建筑事务所，开始独立建筑实践，随后成立Urban Network Office（织城文化），在上海市徐汇区西岸运营艺术空间，定期组织研讨会、工作坊、文化展览与学术讲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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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益于多元化的教育背景，除建筑实践外，童明也一直从事广泛的理论研究，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及专著，其中有建筑与城市规划领域两部重要译著：柯林·罗的《拼贴城市》与彼得·霍尔的《明日之城》，著有个人作品集《从神话到童话》，并主持出版了其祖父童寯（Tung Chuin，1900-1983，国际知名建筑师，中国近代建筑理论研究开拓者）撰写的《东南园墅》中文版。
童明的主要项目包括城市交集URBANCROSS Gallery（上海，2017年）、梓耘斋西岸工作室（上海，2015年）、荷合院（上海，2011年）、路桥旧城小公园街区改造（浙江台州，2007年）、平江路董氏义庄茶室（苏州，2004年）。
近期，我们通过微信视频通话采访了童明，聊到了他在开设自己工作室之前承担苏州文正学院项目设计的经历，也聊到了他在王澍第一座大型建筑项目中所扮演的角色，此外还有他的祖父对中国古典园林的研究，以及他在面对自己的建筑作品因各种不确定因素而被意外改变用途，甚至被废弃时的沮丧。
弗拉基米尔·贝洛戈洛夫斯基（Vladimir Belogolovsky）：您的祖父，童寯先生是中国第一批现代建筑师之一。那么除了建筑学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学其他专业？
童明：当然，祖父是我走进建筑学的最重要原因。但在最初在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，我选择的是数学，而不是建筑（笑），当时我对数学很感兴趣，是因为在80年代，数学、物理以及一般性理科科目更加广受学生们的推崇。后来在得知我所填报的大学志愿后，母亲专门到学校找我进行了一次谈话，她说服了我，让我去学建筑。由于我的父母并没有学习建筑，因此她坚持认为，延续我们家庭的这一传统很重要，于是我就这样开始了建筑学习。但不得不说，我第一次开始对建筑拥有特别的感觉是在我毕业的几年后。1998年，我终于有机会开始了我的第一个实践项目：苏州文正学院的校园设计。在那个时候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，但我却还没有真正的建筑实践经验。也正是在这个项目中，我邀请王澍来做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的设计，这是校园中最重要的建筑。我为那个建筑感到非常自豪，因为对我们两人来说，这都是第一个真正实施的项目。
VB: （在那个项目里）如果他当时不具备所需的实践经验，你为什么还选择他作为建筑师？你怎么知道你可以信任他的？
童明：我很了解王澍，是因为我们在同济大学时正好是同学，我是在城市规划专业，而他则是在建筑专业，并且我们的宿舍是紧挨着的。当时我在为苏州当地的一家设计院工作，专门负责文正学院项目的设计。这个项目是我妻子的一个朋友邀请去做的，她和我之前一起在南京学建筑，后来她在苏州的这家设计院工作。
2003年，我开始了第二个项目——平江路的董氏义庄茶室，这是一个地处苏州历史街区的小型改造项目，也正是因为这个委托，一年后我在上海成立了独立的工作室。作为一个传统民居的改造项目，董氏义庄茶室是由当地政府推出的一个示范性改造项目，旨在将在处在传统街区中的一个废弃厂房改造成为餐厅和酒吧，以促进平江路成为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旅游街区。我采用现代的设计方式和传统的材料，形成了一系列连通室内外空间的露台，并在面向河道的外立面采用了深色的空心砖，这面墙巧妙的遮挡住了白天来往行人望向建筑内部的视线，同时也使游客可以从内部看到周围的环境。在夜间，整个建筑又因此看起来像一只灯笼，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氛围。
VB：你翻译了科林·罗的《拼贴城市》和彼得·霍尔的《明日之城》，你为什么决定去做这些事情？这段经历对于你自己的建筑师工作产生了什么特别的影响？
童明：这些书对我个人而言非常关键，直到现在我还会经常在回看这些文献，因为它们非常重要。有趣的是，我是读博士期间在同济大学校图书馆偶然接触到《拼贴城市》的，当时外文区域的专业书籍没有多少，所以它就非常抢眼。当时我并不能看懂这本书，但也激发起了好奇心，所以后来就决定把它翻译出来，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学习，也是为了那些读不懂这本重要书籍的学生。这本书的翻译给我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，它让我认识到不应当将设计简化成为一种纯粹的形式练习，建筑学不能把建筑作为孤立的物体来进行设计，它同时也应当为城市中的文化、历史、知觉、情感和连续性等内容服务。这本书拓展了我的思维，让我可以根据特定的情况做不同的设计。就《明日之城》而言，通过它去认知现代城市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有什么能比翻译一本经典著作更好的探索方式呢？但我也要告诉你，我不会再从事任何翻译工作了（笑），现在实在是太耗时间了，因此也耽误了许多其他的工作，但我很高兴我作为中文译者翻译了这些非常重要的著作。
VB：你说，你喜欢当你的工作室只有你而没有其他人的时候，一个人思考设计是建筑师做设计的最好方式，那么就不存在有关沟通的问题，建筑师可以独自处理一切。你现在还这样想吗？
童明：好吧，我是这么说的，而且现在也还是这样认为的（笑）。现在我们实际上有两个工作室——梓耘斋建筑工作室和UNO（织城文化），每个工作室都只有几个人。梓耘斋建筑工作室专注于建筑设计，而UNO则专注于组织和举办研讨会、工作坊、展览和讲座等文化活动。
对于你的问题，在我看来建筑设计是非常个人化的一件事情。建筑设计的过程取决于良好的沟通环节——从你把自己的想法呈现在纸面上的那一刻起，就需要把它们同时传达给其他与自己一起工作的人、配合的工程师、委托者的客户、终端的使用者以及其他公众等。在所有的这些内容中，难免会遗漏一些东西，但是为了保持你自己想法的纯粹性，你需要尽量减少这些环节，限制参与的人数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15年里一直没有扩张我的工作室，我们的规模仍然很小。以前和我一起工作的人更少，在我做荷合院这个项目时，我才想到要扩大一些规模，可以说这个项目改变了我对建筑的态度，甚至改变了我的性格。
那是一个尚属农村状态的城市新区，正在快速发展的上海的嘉定新城，在其中的一个中央公园远香湖的四周，需要做一些小品项目，其中内容包含一个游客中心和公共厕所。该项目最初是按照我的想法去进行设计和建造的，但是在建成后，由于一些其他原因它被荒弃了二三年，后来被一家餐厅所接管，但其中的一切也随之改变了。所以你可以想见我当时的沮丧。但后来也就释然了，因为我从中获得了一个重要启示——建筑不应该仅是一种个人意志的呈现，它不应该拒绝去碰触真实的生活，那是不够的。
现在，我认为建筑应该是一种社会工具，它应该服务于一种更加开放的目标。如果能够接受这个想法，那么你就能够接受相应的结果。建筑在使用中被改变是不可避免的，也是必要的。尽管我会为我的个人作品感到难过，但也应该感谢所设计的建筑可以变得有用。所以，在那个项目之后，我开始更多地与人接触，而不是简单地去秉持我原来的理想主义，我认为这是一种更加成熟的工作态度，更有现实意义。
VB：您的祖父童寯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现代建筑师。您最近出版了他的《东南园墅》一书的中文版，王澍为该书写了一篇序言，他认为您的祖父是对他的工作产生重要影响的人。能否谈谈童寯先生贡献的重要性？
童明：我祖父关于《东南园墅》的文章第一次出版是在20世纪30年代，以英文的形式刊登在一份中文期刊《天下月刊》（T’ien Hsia Monthly）上，此后他一生都在继续写作该书稿。1997年，《东南园墅》以中英双语出版，当时我还正在攻读博士学位，但也是该书的出版编辑。后来该书在2018年决定重新出版，因此我就重新翻译了其中的中文。你说王澍为它该书写了一篇序言，是因为他对这本书充满感激。童寯先生认为，一座园林就是一个世界，同样的，王澍也认为，一座建筑就是一个世界，设计建筑，就是营造一个新的世界，而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物体。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，园林其实是琐碎的，它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性设计或形象来勾画的，园林是经过长时间的创造而形成的，它由不同的组分所构成，并且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，但是随后，一个新的造园过程又会将原有的园林进行取代。因此一座现有的园林可以比作废墟，需要经过培育，从而得以再生，并且一直保持着生命力。
VB：你是说园林是一个有机体，它是一个不断进化的有机体系，对吗？
童明：对，可以这么说。园林不是从头开始的一次性创作，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。所以对于王澍而言，一座建筑就像一个生命体，或者说是大自然的一部分。换言之，它是一个有机体，而不是一个物体。当一棵树死去时，另外一棵就会取代它，这是一种生态化的基本理念，也是王澍从中所学到的，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应用的重要原则。比如他通过在自己的建筑中引入回收材料的做法，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可增加、再利用、再思考、再改造的循环。
翻译：李雨芯
URBANCROSS Gallery（上海，2017年）、梓耘斋西岸工作室（上海，2015年）、荷合院（上海，2011年）、路桥旧城小公园街区改造（浙江台州，2007年）、平江路董氏义庄茶室（苏州，2004年）。
